摘要：《资本论》及其手稿蕴含丰富的共同富裕思想：共同富裕的主体是全体社会成员，衡量富裕水平的尺度是自由时间，共同富裕的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提供政治保障，生产资料公有制提供经济制度基础，分配的方法由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资本论》及其手稿蕴含的共同富裕思想对新时代中国的意义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制度是共同富裕的根本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是共同富裕的基本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保障，实现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要使居民财富积累和收入差距缩小至合理范围，城乡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学界在共同富裕的概念界定、现实挑战、政策思路、实现路径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同时现有研究的不足是研究内容同质化，缺少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国际比较的研究视野。因此，基于《资本论》这一马克思主义核心著作，结合各国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实践，诠释《资本论》及其手稿共同富裕思想的基本内涵、实践路径和当代意义，对推动共同富裕理论研究、共同富裕实践发展具备极其重大意义。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理论反映时设想了社会的人的普遍富裕状态，对这一超越物支配人的新社会形态下共同富裕的主体、衡量富裕水平的尺度、共同富裕的目的进行了论述。
社会的物质财富是人人劳动创造和享受，物质财富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求。一方面，在《资本论》第一手稿中，马克思提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1)社会化的分工和广泛产品交换摆脱以私有制为基础和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生产关系后，联合起来的劳动者组织自觉有计划的物质生产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高层次需要为限度。新的社会机构和所有制形式组织生产的目的是推动无阶级差别的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恩格斯晚年设想了在超越私有制和剥削劳动制度的新社会形态中“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2)物质财富创造和享受的主体都是全体社会成员。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情况完全相反：“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决不是生产者的需要”。(3)资本组织社会化生产和分工的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生产的最大限度受生产能力本身的限制而非一定时期内相对有限的需求。再生产过程的结果表现为大量商品的堆积，雇佣劳动制度下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工资水平被压到最低限度无力消费这些过剩商品因而无法过上富裕生活，资本积累和物质财富的增长服务于少数人组成的社会集团。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一边是过剩商品大量堆积，大量剩余价值游离于物质生产进入金融市场或服务于极少数社会成员的奢侈消费;一边是大多社会成员仍处于温饱、贫困状态或商品消费需求不足。
社会消灭了劳动的阶级属性，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一部分人过度劳动，一部分人享受闲暇的剥削性。一方面，在《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提出劳动应作为普遍的社会义务由无阶级差别的全体社会成员承担，那么“一个社会阶层把劳动的自然必然性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可能性越小”。(4)在以无偿获取剩余劳动成果为目的的雇佣劳动制度被取代后，劳动的阶级属性被消除，从而消灭了一切阶级社会中劳动与享受、生产与消费分属不同阶级的剥削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5)劳动是具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和享受自由闲暇以无产阶级物质财富匮乏和过度劳动为代价，财富的积累与贫困的积累平行发展，劳动与自由划分为不同阶级。另一方面，劳动的阶级属性不仅存在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还存在于无产阶级内部。美国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包含历史发展的纵向维度，还包含地理空间的横向维度。基于这一视角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欧美发达国家无产阶级的工人贵族化、享受高水平社会福利、劳动时间减少很大程度上是以后发国家无产阶级的社会福利水平低、过度劳动、在国际贸易中对外让渡大量剩余劳动产品为代价的，“某一地区的社会劳动可能在为别的地方的经济和生活方式提供补贴或支持”。(6)
社会衡量富裕水平的尺度是自由时间，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以劳动时间作为衡量财富的尺度。首先，对于衡量富裕水平的尺度，国外学界提出多种指标：人类发展指数、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寿命、基尼系数等。当代国外学者总体上还是从劳动时间创造的物质财富层面确定衡量富裕水平的尺度，马克思提出一种截然不同的衡量尺度：自由时间。在《资本论》第一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在超越私有制和物质生产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新生产方式下，“财富的尺度绝不再是劳动时间，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7)劳动时间创造的物质产品只是实现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的门槛，工作停止之后的自由时间才是财富本身，是新社会形态下衡量富裕水平的尺度。其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情况完全不同：“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8)资本组织社会化生产和广泛分工的动机是无偿获取雇佣劳动者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劳动时间是财富的唯一尺度。单个资本追求个别生产力的提高以获得超额利润，并保证自身不被消灭，在这个内在动机和外在强制下所有资本追求个别生产力提高使得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缩短，个别生产力高的优势消失，资本增殖更加困难。因此马克思才说资本在矛盾中运动，它发展自身的手段就是消灭自身的手段：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追求财富的动机反而在消灭和排斥这一尺度和源泉。
自由时间延长表明富裕程度提高，为人的休闲娱乐、生育、自我发展提供时间。一方面，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认为“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9)在社会，为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要仍有必要劳动时间，为完成生产任务的劳动始终有外在性，是经济领域的必然王国;在劳动停止的时候，真正的自由王国才开始。生产力的提高使得生产必要产品的劳动时间缩短，属于个人的自由时间延长，为个人的消费、休闲娱乐和自我发展提供时间。作为财富尺度的自由时间延长，表明富裕程度提高。另一方面，加拿大学者迈克尔A.莱博维奇(Michael A.Lebowitz)认为马克思的资本流通理论是一个非封闭的模型，这个理论模型只包含物质产品的再生产，而不包含人口的再生产，劳动力资源作为外部因素无限供给，“我们有了劳动力的消费但没有劳动力的生产”。(10)物质产品的再生产在劳动时间内完成，劳动力再生产需要在自由时间内完成，自由时间延长才能为劳动者的体力恢复、生育和抚养下一代提供条件。从国际比较视野看，经合组织(OECD)以“年平均工作时长”来计算一个国家工人每年平均工作小时数，计算方式为：年平均工作时长=年实际工作总时长/年平均就业人数。2022年欧盟27国工人年平均工作时长为1 571小时，经合组织38国为1 752小时，(11)西欧、北欧年平均上班时间普遍低于欧盟中等水准，东欧、北美、东亚普遍高于欧盟平均。总体趋势是现代化水平越高、越是普遍富裕的国家年平均上班时间越短，劳动之外的自由时间越长。
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社会形态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一方面，高级社会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对原始共产社会人与物关系的复归。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手稿中提出“根据古代的观点，人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12)在欧洲、美洲、亚洲都会存在过的原始共产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和集体劳动，以血缘关系维持公社存在，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公社成员的直接需求，即人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剩余劳动产品用于贮藏、战争支出和与其他原始共产公社的偶然交换，产品并未普遍转化成商品。这种原始共产社会建立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基础上，交换、分工的发展和人口迁徙混居就能破坏以血缘关系维系的原始公社。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为追求利润有无限降低工资和延长劳动时间的动机，劳动者成为机器的附属，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需要，即生产成为人的目的。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创造了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社会群体：现代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取代后“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13)这时生产的目的已不再是劳动时间创造的物质财富，人类本身高层次的需要、享受性消费、全体社会成员的科学素养和创造能力的全面发展成为社会的生产目的本身。高级社会恢复了原始共产社会人对物的统治，但建立于先前的历史发展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上。
资本为获取剩余价值而组织社会规模的生产和广泛交换分工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前提。一方面，马克思对以私有制、雇佣劳动和商品货币关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步作用做出充分评价。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文明是地方性发展，自然规律作为异己的力量支配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以天然血亲、宗法制度、政治从属为明显特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14)资本驱使和组织失去劳动条件的无产者为追求利润而连续生产，为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和争夺市场占有率主动运用科学技术，减少相关成本和改善管理并创造了社会规模的分工和世界市场，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组织生产的效率超过一切旧生产关系。资本创造的社会化分工和世界交往要求劳动者具备多方面的科学素养、劳动技能、迁徙自由以适应不断出现的新式分工和产业集聚，“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15)另一方面，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发现以资本从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创造的现代工厂制度和通识教育为人的多方面能力发展和社会交往的扩展创造可能。“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惟一方法”。(16)在欧洲中世纪，劳动技能的传授是通过同业行会的学徒制，由掌握学徒人身控制权的手工师傅进行传授且不外传，生产力长期停滞使手工劳动者终生局限于固定分工导致畸形发展。直到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才可以获得通识教育和人身自由以适应社会规模的生产力和产业分工，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共同富裕思想不是要描绘现实社会的“彼岸世界”,而是要指导现代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来改造“此岸世界”。实现共同富裕要求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作为政治保障，彻底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随生产力和分工水平变化逐步调整分配方式。
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才能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造，消灭阶级，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政治保障。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公开者同盟的革命要求时就强调了国家政权对无产阶级达成经济目标的重要性：“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17)19世纪中后期运动的主要目标是消灭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垄断，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为这一经济目标提供政治保障。正像说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18)资产阶级私有制不会自行消亡，社会范围内生产活动的无序状态不会自发转为有计划地进行，官僚特权集团也不会将政权自觉交给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要采用和平的或暴力的阶级斗争方式掌握国家政权。利用国家权力才能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造。另一方面，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在批判德国工人运动的某些错误思想时提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19)阶级差别存在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将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所有，便消灭了阶级存在的基础，一部分社会成员不能再通过生产物质条件的所有权无偿获取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剩余劳动。消灭阶级，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和长期保持，对产业布局和长期经济战略进行有计划的政策指导，在没有阶级差别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提供政治保障。
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才能在较长的历史进程中改造社会和自身，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一方面，马克思设想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20)培养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劳动分工和岗位频繁变化的全面发展的人，即使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和实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后，也需要在长期的劳动、教育实践中改造自身。19世纪70年代初的巴黎公社革命是无产阶级首次掌握政权的尝试，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提出，在公社政府的组织下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将生产物质要素交给工人合作社管理，“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21)无产阶级通过掌握政权、成立合作社来组织社会化的大生产，对经济活动进行自觉、有计划的调控，消灭商品货币关系自发盲目运动造成的社会无政府状态，但这一过程是长期的“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22)另一方面，恩格斯在批判巴枯宁主义所谓“立即废除国家”的观点时，强调了无产阶级夺取和长期掌握政权的必要性。为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而不断革新生产组织形式，物质财富的长期积累，对经济运动进行自觉有计划调控需要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提供政治保证。经过长期的历史进程达到社会后，生产资料全部归社会所有，阶级差别消失，国家政权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政治属性消除，“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23)少数人组成的经管和社会服务组织、领导人权威仍然是必要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在较长的历史进程中发展社会化的生产力，积累物质财富，不断革新生产组织形式和培养一代代全面发展和有广泛需求的人。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从根源上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关系，为人人平等、共同富裕提供制度前提。一方面，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马克思提出“劳动权”的概念：“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24)此时马克思未将劳动权看作法律概念，而是看作在经济实践中占有和使用物质生产要素的权力，只有生产资料被无产阶级总体占有，才能从根本上消灭资本与劳动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根源是从所有制层面寻找，而非法律或道德。另一方面，在1871年巴黎无产阶级革命时期，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在经济领域的革命措施在于将物质生产要素从私人所有制垄断、以追求利润为第一目的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25)只有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掌握自身过去的活劳动物化的产品，才能从根源上消灭少数人组成的社会集团凭借生产物质条件的私有权来获取他人剩余劳动成果的社会关系。物质财富本身并没有被摧毁，只是物质财富的占有形式发生明显的变化。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共同所有制，就能消灭雇佣劳动制度下少数社会成员剥削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经济关系，为人人平等、劳动普遍化和共同富裕创造经济制度基础。马克思驳斥了庸俗经济学家指责者消灭私有制就是消灭物质财富的观点，这一观点产生的原因是自古典经济学时期就有的将生产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社会组织形式混同。
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适应生产力社会化发展的要求，为共同富裕提供物质条件。一方面，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设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灭亡后，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如何组织已经社会化的生产力：“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26)只有生产物质要素以公有制形式组织，已经社会化的生产才能被劳动者自觉有计划地控制，按照不同经济部门的实际要分配物质生产要素和劳动力，从而消灭社会范围内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从国际比较视野来看，当代中国相比西方社会的经济政策工具，除了两者都有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我国还有一项特有而西方缺乏的经济政策工具：适应社会化生产力、占据国民经济关键部门、由中国全面领导的国有企业。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称“当前在发达国家，国民资本几乎全部为私人资本：全都占90%以上”。(27)当前在西方国家面临财政和货币政策双失灵时，我国国有企业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重大科学研究、国防装备研发制造、脱贫攻坚、宏观经济调控和应对危机方面发挥了压舱石作用。2022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提出“积极实施公办托育服务能力建设项目和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28)国有企业将在减轻民众抚养教育负担、解决住房需求、消化房地产市场过剩、应对地方政府债务和金融风险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我国国有企业作为生产资料社会所有的一种具体形式，落实中国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在适应社会化生产的基础上为共同富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
分配的方法具有暂时性，随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分工而变化。一方面，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认为“分配关系本质上和这些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共有同样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29)现实经济活动中每一种重大新技术的运用都会破坏现有的分工形式和产业布局，创造新的分工模式和分配关系格局，旧的分配方式随之消亡。以唯物史观的视角来看，每一种分配关系都具有历史性和暂时性，随着新的生产力水平和分工形式而变化。另一方面，马克思关于分配的观点对古典经济学分配理论形成批判。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分配上人们事实上可以随心所欲”,(30)生产方式和社会分工是与现实历史无关的没有质差的量的积累，分配关系与现实的生产分工无关，由公平正义原则、人的良心道德决定。产生这种错误观点的原因是将唯心史观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哲学基础。经济分析不是从搜集反映社会现实的经验材料开始，运用人脑的抽象力联系和比较材料最终得出主观认识，而是从一些抽象原则出发，基于永恒的平等、民主原则，假设一个“理性经济人”来分析现实社会。19世纪中后期西方经济学逐渐庸俗化，不再研究一般经济规律而局限于现象直观的价格分析或抽象的边际效用分析、市场均衡假说，大量运用高等数学工具来临摹自然科学，脱离现实的物质生产讨论抽象的分配方式。
克服按劳分配的局限性逐步向按需分配过渡以实现共同富裕。一方面，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在批判尔主义关于分配的错误观点时提出，“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31)在刚刚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社会形态中，旧经济形式留下的商品货币关系、等价交换规律仍然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劳动者“不折不扣”获取自己全部劳动成果是不可能的，即使在废除剥削制度的社会也会将劳动者全部劳动成果的一部分扣除用于社会共同需求。第一阶段任旧存在的等价交换规律表现为社会成员以活劳动为尺度参与生活品的分配。按劳分配的历史进步意义在于消灭了旧社会形态中按照宗法制度和血缘关系、政治特权、生产资料私有制参与生活品分配的不平等，以个人向社会提供的活劳动量作为参与分配的同一尺度。另一方面，马克思认识到按劳分配和一切旧的分配的方法一样具有暂时性和局限性。这种分配的方法把一个全面发展、有多层次需要、同时处于多种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只当做劳动者”看待，忽视了现实的人具有的其他一切社会关系。要克服按劳分配的局限性，“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32)为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就要逐步向按需分配过渡。在社会超越第一阶段后，按需分配突破等价交换规律，法权上表现为不平等权利，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上按居民需求分配生活品。从全球视野来看，比利时学者菲利普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基于西欧社会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阐释“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的分配的方法，即政府定期向辖区内全体居民无条件发放收入。在自动化程度逐渐提高的社会实践中，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认识到按劳分配的局限性，“想在收入和个人劳动之间保持一种僵化的联系完全是一种倒退的教条主义”。(33)
《资本论》及其手稿关于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实践路径的论述是中国人领导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的理论宝库，在新时代要坚持把马克思的共同富裕思想与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发展共同富裕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逐渐完备所有制制度和分配制度，建立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中实现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一起发展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同富裕。首先，恩格斯晚年提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国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34)以所有制区别作为划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只有单一所有制制度的社会形态只存在于空想中，任何现实社会都是几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共存。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就提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35)居于社会统治地位的、占据国民经济关键部门的所有制形式会对其他居于次要地位的所有制形式的性质和具体形式产生一定的影响。其次，认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36)这是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保持中国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和领导力的根本制度保障。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同时存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私有制和混合所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居于社会经济结构主体地位，是一种“普照的光”,影响其他所有制形式的性质和发展前途，确保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同富裕。最后，其他所有制经济成分如私营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个体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实践中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承担了社会大部分就业，提供丰富且个性化的商品，为政府税收和居民部门收入增加、减少收入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基于本土实践经验摸索共同富裕模式必须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制度的优势。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的方法并存是共同富裕的基本制度保障。首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论述生产与分配的关系时提出“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37)新时代我们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决定了分配关系领域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以活劳动作为参与社会总产品分配的尺度，超越了古代农业时代和近代资本主义时期以血缘关系、政治特权、生产资料所有权参与分配的权利。在当下，我们国家社会同时存在的多种分配形式以活劳动作为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主要尺度，保证了分配领域中以社会主义分配的方法为主体。其次，我们国家社会经济结构中还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决定了分配领域中存在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参与分配。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低，社会保障和福利等再分配支出在国家总体财政支出中占比较低，劳动者凭借工资收入无法充分消费自身生产的大量商品。从国际比较视野来看，21世纪初发达国家的人均工资占人均新增值的比例为35%50%,我国这一比例为9.3%,(38)表明在社会新增值中工资占比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劳动者工资水平低的“人口红利”是吸引外国资本和本土民营资本投资的重要竞争优势，也造成国内市场消费需求不足，这是由产业体系和较低的利润水准所决定的。2021年“我们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率仅为13.7%,大大低于西方国家”,(39)通过提高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加大城乡地区间转移支付力度促进共同富裕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最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40)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凭借劳动获取收入来实现共同富裕，同时保证各种生产要素按市场贡献参与分配，保护各种各样的形式的合法收入。探索国有资产收益全民分红，(41)我国国有资产性质是全民所有，国有资产利润的一部分应无条件向全民分红，积极探索按劳分配向按需分配过渡的具体方式。国有资产收益全民分红一方面可解决国内消费需求长期不足问题，使全体中国人民消费水平提高与畅通国内大循环良性互动;另一方面能在国际比较中彰显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优越性，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中国经验。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协调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保障。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我国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不同所有制的经济单位做优胜劣汰的市场之间的竞争。价值规律通过价格和供求机制自发调节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间的配置和转移，无数微观经济单位在生产和交换的竞争博弈中自发调节资源配置和对每一种商品进行经济核算，“市场经济的本质趋向就是效率”。(42)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效率优先的同时，也会导致生产要素向少数经济单位和行业集中、社会各阶层财富积累和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价值规律通过价格供求机制调节资源配置是一种自发、事后的调节，经济单位可能因为市场信息不透明、预期不确定做出非理性决策，因此导致市场对资源配置和经济核算的功能失灵。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要求对经济活动进行自觉、有计划的调控，缩小不同个人和经济单位财富积累和收入的差距，“本质趋向是公平”。(43)新时代我们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所有制制度、分配制度前提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利用市场追求效率的同时又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追求公平，更好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为经济单位提供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政策扶持，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治安，通过宏观调控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为不同所有制公司可以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保障。
高质量发展是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延长自由时间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首先，恩格斯指出“分配的方法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44)即分配方式根本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程度。通过产业体系升级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使不同所有制形式企业在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获取超额利润，是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物质条件，也是政府能通过再分配方式减少居民财富积累和收入差距的物质基础。通过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共同富裕要与我国产业体系和企业平均利润水准相协调，既要保证“全体人民共享高质量的发展成果”,(45)又要避免脱离生产谈分配、社会总剩余产品中福利支出过高而挤占生产性投资的“福利陷阱”。其次，习指出“把推动高水平发展放在首位，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46)实现高水平质量的发展要坚持中国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实施产业扶持政策，国有企业发挥带动引领作用，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全体中国人民物质和精神协调发展提供条件。最后，2024年1月习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水平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47)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下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政府投资主导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加大研发投入，保证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保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韧性，加快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以生产自动化取代简单重复劳动。高水平发展保证我国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在世界市场之间的竞争中居于有利地位，提高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层次和利润水准，企业利润率提高与劳动时间减少不矛盾。培育更多“链主”企业，逐步摆脱依靠价格竞争、延长劳动时间和降低工资水平获取竞争优势的困境。实现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才能为延长劳动之外的自由时间、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物质保障。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86、787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6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16页。
(6)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论〉》,周大昕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240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87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84页。
(10)迈克尔A.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崔秀红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9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3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3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16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15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7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78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3页。
(27)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4页。
(28)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谱写新时代人口工作新篇章》,《人口与健康》2022年第8期。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87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3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4页。
(33)菲利普范帕里斯等:《全民基本收入:实现自由社会与健全经济的方案》,成福蕊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307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01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07页。
(36)《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9页。
(38)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线》,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204页。
(39)刘元春:《如何提升社会保障的经济减震器作用兼析社会保障收支逆周期调整所需考虑的问题》,《理论导报》2022年第5期。
(40)《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民政》2019年第21期。
(41)程恩富、伍山林:《促进社会各阶层共同富裕的若干政策思路》,《政治经济学研究》2021年第2期。
(42)吴文新、程恩富:《新时代的共同富裕:实现的前提与四维逻辑》,《上海经济研究》2021年第11期。
(43)吴文新、程恩富:《新时代的共同富裕:实现的前提与四维逻辑》,《上海经济研究》2021年第11期。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99页。
(45)丁晓钦:《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政治经济学研究》2021年第2期。
(47)习:《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
人民的证言：从亲历者的怒吼，彻底粉碎《高山下的花环》对时代的栽赃
质疑西方历史，就是“否定改革开放”，这个教授或许说出了她心目中的实情。
走进（4） 搞公有制是否违背中央政策？是否违背群众意愿？是否有强制命令？
【深情纪念毛主席逝世49周年】9.9缅怀毛主席，毛主席与谁准确地预见了未来？
郝贵生 没有反抗斗争，能“把苦日子过成花”吗？——评《生万物》导演《人民日报》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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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刻机残骸现身，原来毛主席时代就有光刻机！现在却被卡脖子，这么“伟大的功劳”，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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